上周，在被关押在看守所10个月后，17岁的展明（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，文中所有涉罪未成年人及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均为化名）终于等来了对他作出的“附条件不起诉”决定。展明案承办人、深圳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许睿珊，展明的父亲和两位社工一道去看守所接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吃饭。一听到可以出去的消息，展明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奔了出来。
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，展明和父亲又去了一次市检察院，当着承办人的面，展明宣读了承诺书—这是他在此后6个月的考验期内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。展明的父亲则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叮嘱儿子，要遵纪守法，不能再犯错。
去年3月，因为涉嫌刑事犯罪，展明被移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，许睿珊成了该案的承办人。在办案过程中，许睿珊发现，展明案的各项条件都符合新刑诉法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相关规定。
为此，许睿珊决定启动相关程序。不过，办案的过程却是疑难重重。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发现，如何在考验期内对非深户籍的展明进行监管成了最大的难题。为此，市检察院启动社会调查、合格成年人在场等多项程序，并专门组织了案件讨论会。
如今，展明已经回到了四川家中。至此，一件涉罪未成年案件暂时告一段落。展明案也成为新刑诉法实施后，深圳市级检察机关层面作出的首例未成年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案。
误入歧途的少年
当年仅16岁的四川少年辍学来深找工作，老乡给他介绍一项工作只需天天上网就可领工资，但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深陷犯罪泥淖
2012年，年仅16岁的四川少年展明，辍学来深找工作。不过，没有一技之长的展明，在深圳没有任何亲人，也没有任何朋友，唯一相熟的只有一个老乡。
老乡告诉展明，可以包他吃住，还有工资领，而且能够天天上网。对展明来说，这实在是很有诱惑力，他甚至给父亲打电话，要给他买房子。但展明一开始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犯罪团伙。直到后来，展明被警察抓了起来，还被移送检察机关，他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。
许睿珊说，展明的情况，极有可能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几乎在展明被移送检察机关的同时，未成年“附条件不起诉”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确立了下来。去年1月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。新刑诉法第271条规定，“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……犯罪，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，符合起诉条件，但有悔罪表现的，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”。
在审查展明案的相关材料后，许睿珊发现，展明案的各项条件都符合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相关规定，她决定启动相关程序，并向领导作了汇报。为此，市检察还特地首次启动了社会调查制度。
社会调查是新刑诉法确立的另一项新制度。新刑诉法第268条明确规定，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，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成长经历、犯罪原因、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。
市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特地去了一趟展明的四川老家，了解他的家庭情况、成长经历。检察官发现，展明10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离了婚。父亲一直在外打工，展明从小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。
在许睿珊看来，来到深圳之后的展明，没有一技之长，误入犯罪团伙有一定的原因。她还表示，展明做的都是协助性的工作，或者在路上发卡片，或者在网上陪人聊天。案件进入法律程序后，展明认罪态度也很好，除了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经过外，也交代了同案犯的犯罪事实。展明的爷爷和父亲，也一直与许睿珊保持着良好的沟通。
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张孟东也认为，展明的案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，作为有留守儿童经历的外来务工人员，展明文化程度不高，在没有工作又没有最低保障机制，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，很难抵制住不良思潮的影响。
许睿珊说，在未成年人的“反社会人格”尚未定型前，拉他们一把，让他们重新走回正途，无论是对于未成年嫌疑人个人，还是对于其家庭，甚至整个社会，都是极其有益的。
附条件不起诉的探索
新刑诉法仅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作出的条件、考验期限，但具体该如何监督考察则缺乏统一的机制，这也造成了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操作不一
实际上，在区级检察机关层面，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案件的探索，早已开启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13年全年，深圳检察机关共受理未成年人案件852件1321人。到去年11月底，作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案件为16宗29人。
宝安区检察院检察官熊莹就曾办理过两例深圳户籍未成年人的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案件。熊莹向记者介绍了该院办理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案件的经过。
熊莹表示，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案件一般须符合多个要素。但相比起诉的案件，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案件仍需要经过6个月的考验期。熊莹表示，对于深圳户籍的未成年人，考验期内，涉罪未成年人除了遵守相关义务外，还需每月向检察官提交书面报告，并由案件承办人、未成年人监护人等组成帮教小组，组织面谈，“考验期完结，案件才算结束”。
然而，由于新刑诉法仅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作出的条件、考验期限，以及检察机关在考验期内负有的“监督考察”义务。具体该如何监督考察，缺乏统一的机制，这也造成了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，操作不一。
熊莹告诉记者，她所办理的案件中，涉罪未成年人均为深圳户籍，他们的父母可以对其进行监护，这为案件作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提供了便利，也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义务的相关规定。
宝安区检察院检察官林銮华曾办理过两起非深户籍的案件，但林銮华坦言，案件之所以最终成功办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，两位涉罪未成年的父母均在深圳。
展明的非深户籍，引起了许睿珊的极大兴趣。她发现，深圳作为一个人口倒挂的城市，非深户籍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也远高于深圳户籍未成年人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在2013年受理的852件未成年人案件中，非深圳户籍未成年人达到1132人，占比超过八成。在统计相关案例后，许睿珊发现，在此前已经作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决定的29人中，仅有6人为非深户籍，“这个比例有些低”。
这让许睿珊显得忧心忡忡。在她看来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对于非深户籍涉罪未成年人一视同仁，探索相应的考验期机制，显得尤为重要。许睿珊说，新刑诉法出台后，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，就应该去做“附条件不起诉”，不能因为配套机制不健全就不做。“逻辑上应该是先考虑作不作决定，而不是先考虑考验期。”
有待完善的办案机制
展明最终等来了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决定，期间，检察官个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“但每个个案都如此做，肯定耗不起”
正是抱着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理念，许睿珊和她的同事们，在办理展明案件期间进行了种种探索，也期望建立一整套“可复制”的经验和机制，但问题随之而来。
相比深圳户籍或者父母在深的未成年人，展明的法定代理人远在他乡，在深圳无亲无故，如果作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后，到底该如何对展明进行有效的监管及帮教？
市检察院曾经考虑过多种监护方式。例如让展明回到四川老家或者跟随父亲生活，但爷爷奶奶年事已高，父亲又和展明没有共同的生活经验，即使协调当地检察机关、居委会等协助监管，出了事也不能马上处理。
如果留在深圳，展明早已辍学，没有学校也没有单位，更没有长期生活的固定社区，检察官案件繁忙，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监督他，更何况就业服务、心理咨询等也并非检察官专长。
为解决考验期的问题，许睿珊在团委、妇联、街道等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协调，还多次向福田检察院取经。市检察院甚至在上个月将“对内”的案件讨论会改为对外，邀请多名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工、义工、网民进行座谈。
合格成年人制度和案件讨论会，让事情有了转机。去年开始，对于监护人不在深的未成年人案件，深圳确立了合格成年人制度，检察官办案的相关环节，需有合格成年人在场。展明的合格成年人，正是一名社工。许睿珊说，社工很快取得了展明的信任，也让展明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和相应的后果。这些，都为案件的成功办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，“社工做的很多事情，我们也做不来”。
上月的案件讨论会上，多位社工、义工也向市检察院介绍了深圳社工的服务领域及专业特色。最终，许睿珊找到了一家社工机构，多次协调后，终于与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，由两名社工负责展明考验期的后续监管。
上周，市检察院最终作出对展明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决定，也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许睿珊坦言，办理不起诉的案件要上讨论会，还要增加考验期，远比起诉要复杂得多，时间也要花得更多。“但"附条件不起诉"作为一项新的制度，要形成统一的机制，需要更多个案的积累。”
许睿珊说，展明案的社工介入是直接与社工机构对接的结果。在此期间，检察官个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“但每个个案都如此做，肯定耗不起”。许睿珊期待，案件能够引起更多关注，从而在总结市检察院个案探索和各区已有做法的基础上，形成一整套可推广、可复制的完整机制。
福田经验
设专门项目帮教涉罪青少年
在基层区院，对于非深户籍的涉罪未成年人，引入社会力量介入考验期的做法已经在探索中。福田区检察院已经与某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建立了合作，由社工具体负责考验期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监督考察，并定期向承办检察官提交报告。
设专门项目帮扶青少年
“对轻微未成年犯是推一把，还是帮一把？”福田区检察院刑事犯罪检控局高级专员曾艳表示，早在2009年，福田区就希望能够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扶。但彼时受制于社工人才稀缺及法律上的限制，计划最终未能成型。
去年新刑诉法正式实施，确立了未成年刑事犯罪案件社会调查、合格成年人在场、档案封存、附条件不起诉等多项制度。在和一名在团区委工作的老同学聊天过程中，曾艳偶然得知前述青少年服务中心，考察后双方一拍即合，“机制和法律实践结合了起来”。
2013年，借助“大爱福田”为主题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程，福田区试点探索“社会机构承接、专业社工为主、社会各方参与”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机制。截至去年12月底，已对20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了帮教活动，进行个案面谈100余次，电话访问、活动接触200余次，让16人重返学校或重新就业。其中，有数名非深户籍的涉罪未成年人。
福田区刑事犯罪检控局检察官贾磊是其中几起案件的承办人。她说，借助“大爱福田”项目，通过与团区委、区教育局、区人力资源局等的合作并引入社工，不仅解决了考验期的问题，也为涉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了诸多努力。
2013年“国际志愿者日”前夕，“大爱福田”涉罪青少年帮教服务获得了福田义工服务“区长奖”。本月初，广东省检察院也专门来深考察福田区的探索和实践。
帮助重建良好社会关系
前述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社工梁青是数宗个案的具体跟踪人。目前仍在考验期的吴贝是让梁青印象深刻的服务对象。梁青说，早在福田区检察院对吴贝作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决定之前，自己就开始进行社会调查，并向该院提交了调查报告。
第一次见面，吴贝没说话就开始哭。梁青陪着她，递上纸巾，吴贝渐渐有了信任，话匣子慢慢打开。作为长女的吴贝家中有好几个弟妹，虽然仍未成年，但因为家境贫穷，早早就开始承担家庭责任。这次和他人一起盗窃了数千元后，给父亲汇了几百元。听说女儿盗窃，吴贝的父亲从老家赶到深圳，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和社工的工作。贾磊说，结合报告内容和检察官了解的情况，福田区检察院对吴贝作出“附条件不起诉”的决定。
和深圳户籍或者父母在深的涉罪未成年人情况类似，吴贝需定期向办案检察官汇报情况。不同的是，吴贝的情况报告由社工定期向检察官出具。社工的认真负责也让贾磊和曾艳印象深刻。
有了之前打交道的基础，梁青和吴贝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但当务之急是要给吴贝找工作，解决吃、住的问题。贾磊介绍，大部分非深户籍的未成年人出事前都从事餐饮、销售、装修等工作，并无特别的技能。
为了解决涉罪未成年人的就业问题，福田区检察院专门和区人力资源局、企业界协会、区教育局等签订协议，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和入学支持。曾艳说，有了工作，生活充实，涉罪未成年人的状态明显变得不一样，“不会再为了生存去铤而走险，再走上犯罪的道路。”
梁青说，社会工作坚持“人在情境中”的理念，即每个人和家庭、朋友、社会之间都有关系。梁青坚持以此分析吴贝的需求，也是之后帮助吴贝建立良好朋友圈，让吴贝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的指导原则。
为此， 梁青不仅帮助吴贝解决情绪上的困扰，还邀请吴贝来中心做义工，通过帮助他人来重新帮助吴贝建立和社会的关系。曾艳说，社工成了未成年人的良师益友，而参与公益也让他们的心境和视野产生了变化。
记者手记
让个案发挥更大制度价值
追踪展明个案的过程是一次极为愉快的采访经历。采访让记者窥见深圳这样一座城市，司法人员是如何去实践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理念，又是如何将冷冰冰的法条化为专业、温暖人心的行动。
其中，检察官专业的职业素养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尤其让记者印象深刻。时代在变迁，更多的人认识到惩罚犯罪并非刑法的唯一目的，如何预防和制止犯罪更加值得思考。其中，司法人员功不可没。正是他们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，让“迷途的羔羊”重新走回正途，也给公众树立了良好榜样。
一个个吃“螃蟹”的举动，更让人看到，面对新制度，检察官们不惧啃个案、解难题。从更高的层面来看，展明的个案和福田的探索，显然有比新举措、新项目更高的制度价值。
市人大代表、南山区南风社工服务社社工何珊珊表示，由社工对涉罪未成年人提供职业培训、行为矫正、心理辅导等已经是国际惯例。因为这能使他们摆脱原生家庭影响，从而通过改变周围环境来改变整个社会支持体系，实现性格、思想、行为的转变。
具体到“附条件不起诉”制度，个案的探索或许较为复杂，但如果能够有更高部门的关注、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，推动项目化操作流程的实现，最终，检察官仅负责案件审查和作出决定，社工机构打包承接个案。
让个案发挥更大的价值，最终受益的或许不仅仅是深圳。
